好萊塢: 重新審視好萊塢的越戰影片(圖)

2015-04-29 | 來源: 李悟博客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　　2015年4月30日，是越戰勝利40周年的日子。這場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戰爭卻因時空的間隔而顯得陌生，關於它的歷史和想象對於不少影迷而言是來自於好萊塢電影，可電影沒有告訴你的或許更多。只有深入挖掘，你才會發現好萊塢電影的視角其實是有一種深意的表達。

　　越南戰爭

　　《天與地》：施害者裝無辜求安慰

　　據《北京青年報》介紹，1993年，闖蕩好萊塢的中國演員陳沖和鄔君梅參演了奧利弗·斯通導演的“越戰三部曲”最後一部《天與地》。當時，她們已經在好萊塢闖出一片天，所取得的成績足以羞煞如今那幾位想方設法去奧斯卡蹭紅毯的小花。即便如此，她們依然不能選擇自己的角色。好萊塢電影中，亞洲女性都是脆弱的、天真的、很容易就上床的，是典型的白人男性全能自戀妄想的投射物。陳沖所演的母親一角雖然非常出彩，但畢竟是個配角，女主角是由越南女演員飾演的“黎裡”，形象與性格完全符合宗主國白種男性的需求：既小巧又性感，既可以提供性服務卻又沒有性病的“好女孩”。湯米·李·瓊斯飾演的美國軍官輕而易舉（僅僅是不把對方當作強暴對象）就贏得了越南女子的愛情，而一旦“我能夠完全控制她”這樣的癔症被打破，他就一蹶不振，直到毀滅。

　　假如我們同意拉康的那句話：女人是男人的一個症候，那麼，這部電影也很能說明美國的症候：不論其中對美國政治有多少批評，它依然是一部將自己放大到對全人類有解救義務的漫畫英雄電影，只是復雜一些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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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好萊塢電影,為何在中國票房遠超北美?

好萊塢御用"換血師":換血打禁藥是明星日常?

　　包括《野戰排》（1986）和《生於七月四日》（1989）在內，對美國政府的批評都沒有切中要害，相反的，電影深處表達的是一種失望：高大上的“美國夢”的意識形態，去解救被愚昧和共產主義邪惡洗腦、殘害的越南人民，可對方竟然毫不領情！

　　“9·11”之後，奧利弗·斯通導演的那部《世貿大廈》（2011）的意識形態邏輯不也是這樣的嗎？這部美國主旋律電影把攻擊全球化金融秩序的象征，轉換為對於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的踐踏，等同於向全人類宣戰----這種把原教旨主義者的攻擊等同於德國法西斯的做法，不正是更加劇了ISIS的壯大嗎？二戰前那種整個社會的平庸之惡在數年間推動的法西斯暴行，和今日極端恐怖主義分子的行為是一樣的嗎？恰恰是這種混淆，一方面將美國意識形態無限拔高到凌駕於全人類的高度，另一方面卻隱瞞了拉登原本正是美國意識形態訓練出來的、在阿富汗對抗蘇聯的武裝力量。

　　好萊塢越戰題材電影最諷刺的，是美國大兵都以受害人的形象出現：施暴者在全球觀眾面前撒嬌、裝無辜、求安慰，難道不可笑嗎？更令人沮喪的，是我們對“電影大師”不假思索的喝彩。這種只為“畫面沖擊力”而激動，和三流小明星的腦殘粉究竟有何區別？以《天與地》為例，電影中亞洲面孔幾乎都是負面的、丑陋的形象，問題是，我們看“美國大片”的時候，本身的心態就是仰視的。

　　《野戰排》：我失去純真你買單

　　2015年是越南戰爭（1955-1975）的紀念之年。如果回顧好萊塢的越戰題材電影中較好的幾部，或多或少都在說明，以越共為假想敵的越南戰爭，只不過是用於縫補美國體制系統自身缺陷的一種方式，尤其是它被假托為全人類的、永恒而普遍的利益，掩蓋了本身的內核。按照拉康的理論來看，正是這種體制產生了它不敢面對的“過度的超我”（superego excess），因此必須借敵人之名予以摧毀。就像《野戰排》主人公最後說的：“我們不是和敵人作戰，我們是在和自己作戰，敵人就在我們中間。”

　　《野戰排》和絕大多數好萊塢越戰電影一樣，第三世界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布景，越南人，無論是否是“共匪”，他們的生死喜怒哀樂都不重要：最重要的是白人主角的“純真之失去”，以及因此導致的創傷記憶。這種創傷是非常任性的：它預設自己的完全無辜，並要求有人為自己的“貞潔”負責：就這一點上來說，難道《野戰排》就比《第一滴血》（1982）系列更好嗎？同為越戰題材，《第一滴血》更簡單粗暴，卻也更直白，影片本身的色情與暴力正是這場戰爭的特征，面無表情，一身肌肉的蘭博，內心卻非常的脆弱，原著中他死掉本來順理成章，結果資本邏輯的訴求一再需要拍續集，最終毀掉了這個角色。